王国维生平

王国维
移一时之风气
示来者以轨则
王国维是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他的“甲骨钟鼎学、流沙坠简学、元文学、西北地理学，皆为近代绝世之学。”此外，他还是一位大诗人，其《人间词话》雄冠当世。
尽管王国维有如此博大精深的学问，但他的思想却极为保守，在清朝灭亡的丧钟声里，终于导致了投水而死。
“水声粗悍如矫将，天色凄凉似病夫。江上凝云犹易散，胸中妄念苦难除。”于人世沧桑中已度过五十一个寒暑的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眼见山河几度变更、嫦娥底事无情，于悲欣触绪之际，理智冲突之中，惟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终于在1927年旧历五月初三日“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自沉于昆明湖。对于王国维之死，言人人殊。然而正如王森然先生所言：“先生之死，实为全世界学术之莫大损失”、“吾国文化之大厄矣。”以王国维“甲骨观堂集苦劳，乾嘉末学越前茅”之学术大师风范而“北海自沉忠悫溢”。尤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悲剧。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宣，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王国维所处的那个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国家命运陷于危殆，西洋的政治、教育、科学文艺等思潮大量涌入之际。一部分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并在中国国内开始传播。王国维就成长在这样一个变乱横生的社会环境中。
早年的王国维埋头攻读八股文，消耗了大量时光。甲午中日之战，中国战败。年方18岁的王国维象当时国内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开始觉醒了。
踌躇满志，一心向往西学的王国维，22岁那年来到上海，他先在《时务报》当一名小职员；后又到东文学社学习日文。1901年秋，王国维在其友人资助下，终于有机会东渡日本，实现了他出国留学的愿望。王国维在日本读的是东京物理学校。到日本留学是他渴望已久的事，但事与愿违，他的脚气病犯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国就医。他只得告别留学生活，匆匆回国了。虽然有些收获，但并非他希望的那样。归国后的王国维，决心从事哲学研究，特别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德国哲学家那敏税的思想和犀利的文笔，深深打动了王国维，使他犹如置身于知识海洋。王国维对康德是非常崇拜的，但由于康德的作品过于艰深，使他难以理解。他又把兴趣转向叔本华的著作。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夏，以至甲辰之春，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通过学习叔本华的著作，他领悟了康德哲学的奥妙。在康德、叔本华等人思想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并把这些向国人介绍，成为近代第一个在国内传播叔本华思想的人。
青年时代的王国维，刻苦钻研哲学几年如一日，他学习哲学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发现哲学无助于他揭示人生真话：“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与之说，大都可爱不可信，而可信不可爱，余知其理，而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知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最大烦闷也。”在30岁那年，王国维毅然放弃了哲学研究而转向文学。但哲学对他的影响却永远没有消除，直至其人生终结。
王国维参以叔本华理论，论述文学和教育。陈寅恪总结他治学内容及方法的三大特点之一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相佐证。”《红楼梦评论》之所以成功，是得力于此种治学方法。《红楼梦评论》可谓是我国近代文学批评领域的一块里程碑。
王国维对文学的兴趣，首先是从对词的创作与研究开始的。王国维一面从事词的研究，一面从事词的创作，通过亲自体会，对词有了更加深到的认识。王国维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是“意境说”，这在他的名著《人间词话》里得到了竭力阐发。《人间词话》开篇便写到：“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有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在《宋元戏曲史》中还这样论述意境：“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王国维还把西方文学中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很自然地融汇到意境说中来，根据二者的关系进一步将意境分为：“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还提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同时，也提出“隔与不隔”之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真”：“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907年，王国维开始在北京任职。这时他的研究兴趣已转到戏曲方面，从1908年起，他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戏曲的学术性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宋元戏曲史》，在这部书中，王国维指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言，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焉者。”王国维关于戏曲的研究在中国文艺史上“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前无古人。”
王国维在55岁东渡日本以后，把对戏曲的研究告一段落，专心于研究新发现的学问。这些新发现学问中最著名的要数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莫高窟发现的六朝及唐人写本最为重要。这些新学问的出现是对学术界的一次重大挑战，王国维以其极大的勇气，开始了对新学问的研究。他在新学问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在日本期间，他发表了《流沙坠简》、《毛公鼎考释序》、《齐鲁封泥集存》等重要著作。1916年王国维离日回国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回国第一年他就发表了《魏石经考》。第二年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有了这篇文章才使甲骨文史料的价值为世人所公认。从而证明《史记》中关于上古时期的一段记载是可信的和有根据的。王国维“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遣文相互释证”的所谓二重证据法为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王国维还是甲骨断代与甲文缀合的第一人。王国维在甲骨文与钟鼎方面取得的优异成绩，奠定了他在国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此外，他在商周史、汉唐史、西北史地和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创获。1922年。王国维出版了他的学术论文集《观堂集林》，书中集中了王国维的主要研究成果。
周传儒先生说：“(王国维先生的)甲骨钟鼎学，流沙坠简学，元史学，西北地理学，皆为近代绝世之学。”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一百余年间，我国学界群星灿烂，象王国维这样知识渊博，其成就“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学者实属罕见!
王国维虽然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但其思想却是非常落后的。辛亥革命后，他追随他人逃到日本以遗老自居。1923年还当上了清废帝傅仪的文学侍从，临死时还拖着一条大辨子。1927年，冯玉祥率军西出潼关，响应北伐军。面对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王国维感到无所适从，于是自沉于昆明湖而结束了其卓有成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是中国学术界一大损失。对于他的死因，历来众说纷坛，然而正如另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王国维之死乃死于一种文化，作为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国学大师，他无法接受文化学术上翻天覆地的巨变。
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有一个特殊的规律；开疆立国的是那些纠纠武夫，而为一个王朝殉葬的，往往是一群不屈的文人。